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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

时间:2019-04-08 17:57 点击:
法国新浪潮著名电影人阿涅斯·瓦尔达去世,享年90岁。

短短一两年时间,我们从丧文化走向了佛系,我们从什么也不想干的咸鱼转向什么都可以接受的释迦牟尼。如果说丧文化还代表着对于阶层流动和社会体制僵化无望之后消极不合作式的抵抗,那么看似豁达的佛系则是人们向资本体系的彻底降服。

怀念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

有一个人,用她的双手,无限温柔地接住了这种降落
作者:Frank  
这里正在经历三十年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农民阶级几近消失,工人阶级锐减。出现了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工薪阶层。但随之而来的消费社会将个体整合进了资本运转的轮盘,人们貌似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长的闲暇时间,可消费和购物都不能为存在提供意义。
这里的领导人终结了政党内部的混乱和分歧,稳定了政局,但其帝王式的铁腕统治也使得国家空气压抑和窒息。
这里的高等教育狂飙猛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以接受大学教育,成为有见识、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开始寻求政治参与的新途径和新可能。但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课堂内容枯燥乏味,与时代诉求严重脱节,就业压力令人苦不堪言。
这里是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所有的景观呈现出有一种扁平化的漠然,没有任何东西在讲述历史。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法国。

怀念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

那时候,顶着黑色蘑菇头的阿涅斯·瓦尔达还是法国国家人民剧院的一名普通摄影师。1954年,她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短岬村》,尽管此前她全部的电影经验只是看过五部电影,其中一部还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好在历史在天才面前常常忍不住网开一面,还被天才跌跌撞撞地带入新的历史。
过大的社会压力必然孕育文明的破局,1958年法国兴起新浪潮电影运动,主张颠覆传统电影的叙事,现代电影和传统电影从此分道扬镳。用罗兰·巴特的话讲“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那就让我们颠覆语言秩序。”人们翻出四年前的《短岬村》,恍然大悟,以为这是新浪潮运动的源头,于是追封瓦尔达为“新浪潮祖母”。瓦尔达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祖母,这一年,她才26岁。
六十余年过去,新浪潮导演要么故去要么沉寂,八十九岁的瓦尔达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祖母。可是去年当她顶着红白相间的蘑菇头带着她的新纪录片《脸庞,村庄》出现在戛纳电影节的时候,时间却似乎不知该拿她如何是好。

怀念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

《脸庞,村庄》的故事说起来非常简单,89岁的瓦尔达和33岁的艺术家JR开着一辆能拍出巨幅人像的小货车游荡在法国的乡村,为码头工人、农民、邮差、牧羊人、女服务员、流浪艺术家这些底层普通人拍照,并把这些巨幅人像张贴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这是一部很难被归类的电影,无论是文艺片、公路片、还是风光片都难以将它纳入其中。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部重申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的散文诗式的电影,一种普通人的神迹。
短短一两年时间,我们从丧文化走向了佛系,我们从什么也不想干的咸鱼转向什么都可以接受的释迦牟尼。如果说丧文化还代表着对于阶层流动和社会体制僵化无望之后消极不合作式的抵抗,那么看似豁达的佛系则是人们向资本体系的彻底降服。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喜欢与否,资本的势头都会都会裹挟着我们与它同行,为了免于坠入阶级结构的底层,我们必须勉力求成。
而另一边,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节节败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有一大批人,尤其是底层人口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机器否定的不仅是他们的生产价值,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也将无处安放。换句话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弃民。
在成熟资本体系和膨胀的人工智能双重挤压的时代背景下,这部电影的出现显得尤为意味深长。瓦尔达把镜头对准这些现在无足轻重、未来会更无足轻重的人们。这总让我想起里尔克的诗歌“有一个人,用他的双手,无限温柔地接住了这种降落。”

怀念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

他们在法国北部衰败的矿业老区,遇到了矿工村的最后一位住户,一位老太太尼娜。尼娜的父亲曾经是这里的矿工,她说她没法儿到别的地方安家,因为这里有太多回忆了。她非常固执地摇头,觉得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经受的一切。
尼娜讲起父亲原来下井工作之前,都会带上一块涂满黄油的长面包,每次父亲回家,尼娜和兄弟姐妹就跑着围上去抢“百灵鸟面包”,所谓“百灵鸟面包”只是父亲吃剩下的一小块脏脏的面包,因为这是来自矿里的面包。瓦尔达和JR把矿工的老照片和尼娜的头像铺满矿工村的墙壁,附近的年轻人被吸引过来,自拍,合影留念。历史和当下通过影像的方式得以并置,灿若新生。
他们在一个叫谢朗斯的小村庄遇到一位农民,把农民大叔的照片贴在了他的大仓库上。机械化的普及瓦解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原来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完成的农活,现在他一个人就要种完800公顷的土地。尽管农民大叔说自己喜欢这些机械,喜欢一个人工作,但又马上说到“当我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看到我的家人。”瓦尔达想象着他一个人一年又一年独自面对着800公顷土地和那种庞大的孤独。
他们将一只带着角的骄傲的山羊印在牧场附近的建筑物上,因为这群山羊的主人拒绝为了防止山羊打架受伤降低利润率而锯掉山羊的角,尽管这是大多数牧羊人的选择。“它们是会打架,可是人类也会。”

怀念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

邮差、女服务员、流浪艺术家、工人、农民,这些普通人的影像经由放大颠覆了建筑的权力空间,此前我们只为领袖塑像,为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人物塑像。
这些图像也区别于我们的“劳动人民”、“人民群众”这些充满政治和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群体概念,而是作为人类的代表高扬在日月晨昏里。他们在生活里各自为战,他们心里有老茧,脸上有风霜,他们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可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正是人类身上所有的不完美。
瓦尔达曾说“幽默是一种人性的礼貌。”当“新浪潮”、“艺术片”这些名词固化为所谓文艺青年的小众爱好时,瓦尔达用她的幽默又一次将这种文艺气息彻底解构,就像六十多年前她对传统电影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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