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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

时间:2019-04-09 05:27 点击:
“去中心化”的尝试为散文文本的开放打开通道,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一指向的叙事方式让位于复杂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让位于相关性。散文是一个人的讲述,一个人的思考。“我”,弥漫在每一个事实中,所有的事实都转变为“我”的事实,“我”和事实有着共

  “去中心化”的尝试为散文文本的开放打开通道,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一指向的叙事方式让位于复杂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因果性让位于相关性。散文是一个人的讲述,一个人的思考。“我”,弥漫在每一个事实中,所有的事实都转变为“我”的事实,“我”和事实有着共存的关系。

  新散文20年了,它抛弃了工具性和庸俗实用主义,重归人的真实精神和艺术性,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算法。它的影响是持久的、巨大的。它已经在大批的、源源不绝涌现的散文作品中存活,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

  

  

  新散文经过了20年的磨练,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之所以说未完成,是因为它还在继续。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它的理念、形式、方法,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一批批散文作品中,现在众多散文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接受和吸收了新散文的创作理念和要素,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散文的前途。但是,新散文作为拓荒者的事实,好像逐渐被人遗忘了。

  这是因为新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们埋头创作,致力于收获自己的新成果,缺乏更多的精力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传扬自己。文学批评家也把关注点更多对准了小说。因为小说的虚构性和戏剧性禀赋,更能够实现某些商业价值,它们或者转化为具有更多接受者的影视作品,或者因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获得更多被关注的特权和广泛传播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散文出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对它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背离了传统散文奉为圭臬的教条。它的背叛者姿态让人吃惊,让人不适应,所以激起本能的抗拒。一般而言,创新总是伴随着抗拒,因为它是陌生的,人们不愿意轻易接受一个陌生的事实。然而正是陌生的东西含有新希望,它总是挑起人们试图扼杀新事物的冲动。这起因于人们对旧事物迷恋的癖好,也起因于积累的习惯力量和不愿停止的惯性。尤其是一些因传统散文而获利的散文家,不愿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当然,从大的方向看,人类与生俱来的惰性,驱使他对得心应手驾驭的旧事物充满迷恋。

  总之,新散文似乎被遗忘。事实上,它一直存在。它的基因已经潜入了各种不断出炉的散文作品之中。它的灵与肉还在,只是它的名字被遗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新散文创造性的魅力:它不是被人经常说出,而是默默地接受它,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营养。今天,我们应该对它的存在事实、它的意义和价值、它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系、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予以重新评估,并赋予它在文学坐标系上本有的位置。

  新散文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大家》文学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它率先发表了我和庞培的作品,然后许多代表性作家先后登场,宁肯、祝勇、周晓枫、马莉、于坚等相继推出了他们的新作。事实上,新散文不是因为一个命名而产生,命名只是一个标志。因为先有作品的出现,才有命名的可能。命名只是对已经出现的事物的一次有意义的发现,在此之前,散文的探索已经拥有了一批作品。我认为,寻找散文的新命运、探寻散文的新路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了。

  周涛发表了《蠕动的屋脊》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史铁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我与地坛》,我在1986年底完成的《马车的影子》几经辗转发表在1991年的《山西文学》杂志上,然后被《散文选萃》选载。接着,一批年轻人汇聚在一起,一批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取名为新生代散文,其中有苇岸、冯秋子、祝勇、彭程、杜丽以及很多人,标志是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上升》和《九千只火鸟》等几种散文集。1996年,《作家》杂志连续6期刊载了我的长散文作品。加之先锋文学登场,小说和诗歌营造了一种创新氛围,为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与新散文的萌发形成呼应关系。就像黑格尔所说,历史是在一个精神节点上出现的。整个社会寻求变革的背景,不愿安于现状的青春冲动,为新散文的登场提供了强劲驱动。

  可以说,当时的探索者并没有明确的探索意向,只是遵循个性和偏好,试图打破旧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散文模式。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对旧散文的语言方式、叙事逻辑、审美趣味和简单、单调的形式感的极度不满,点燃了背叛的激情。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但是,王尔德说过,一个不危险的想法,根本不值得被称为想法。

  简而言之,旧的散文来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教材散文,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散文,它基本取自英国随笔和明末小品文。这样的选择,与五四时期文学的大方向、大氛围和思想向度是一致的,它要解决的是启蒙问题。因而散文作为简便的启蒙工具,具有实用主义的必然性,这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异曲同工、一脉相承。无论是周作人、王统照、夏丏尊、胡梦华,还是其他学者、作家,对散文都有一个共识性的预设。那就是,它应该是短小的、着眼细处的、印象的、暗示的、有中心的、机智的、平淡的、家常絮语的;周作人认为,应该是批评的、学术的、记叙的。虽然无法给出散文的确切定义,但这些预设,基本上可以刻画出散文的大致轮廓。

  以后的一些散文,进一步将这些规则进行了极度简化,最后沦为一种日趋刻板、僵化的、虚假的、简单空泛的散文套路,用大量堆砌的装饰性语句表达某种简单概念。生活本身的血肉消失了,丰富性、复杂度被消解,饱满充盈的个体心性和社会内涵被抽离,散文滑落到与中学生作文同体同构、等值等义、大同小异的等高线上。这种大大低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散文水平,也落后于大多数古典散文的流水线制式产品的泛滥,激发了新散文探索者背叛的冲动。

  那么,新散文就有了一个背叛的充分理由。但这种背叛不是为了否定旧散文,而是创作者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重复旧散文,它试图创造散文的新面孔。新散文希望成为独特的、具有个性特点的自己。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式的创造,就像两种或多种物质经由化学反应成为新物质一样,它已经不再是任何参与反应的旧物质,而是包含了旧物质元素的新物质。它与传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获得了包含传统因素的新事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许多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尤其是《作家》《大家》《花城》《十月》《布老虎散文》和《人民文学》等都为新散文运动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散文改变了散文的哪些特点?有哪些创造性贡献?在我看来,有几点可以确定:它推翻了散文的预设,颠覆了散文的观念,改写了散文的定义,丰富了散文的形式,增加了散文的复杂度,运用和借鉴了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方式,提升了散文的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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